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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季烈手札发现记

时间:2019-7-20 文章来源:收藏快报 达森/四川


王季烈签赠照片

  《螾庐未定稿》签赠本中的伪满遗痕

  王季烈(1873—1952),号君九,又号螾庐,江苏省长洲(今苏州市)人。1894年中举后到浙江兰溪作幕宾,后到上海江南制造局,与傅兰雅合作翻译了《通物电光》一书。通过自学,钻研西方近代物理学,将藤田丰八翻译的教科书重新编写,并定名为《物理学》,为近代中国译介“物理学”第一人。1904年进士,官学部郎中。曾任资政院钦选议员、学部专门司司长等职,亲历清末“立宪运动”。辛亥革命后,以“遗老”姿态寓居天津;1927年迁居大连文化台,1931—1933年间曾任伪满“宫内府顾问”。辞官后赋闲暂寓大连、北京等地,后返归苏州,精研经史诗文及昆曲。

小平总治

王季烈致小平总治手札

《螾庐未定稿》,王季烈签赠日人小平总治

《螾庐未定稿》,罗振玉题笺,卷二首页印有王季烈呈溥仪的“乞归”奏折

  应当说,王季烈这样一位学识博广、经历丰富、思想背景复杂多变的近代人物,无论从其学术成就来定位,还是从其社会活动来探究,都自有其研究价值。

  仅就王季烈的曲学成就而言,可与王国维、吴梅并称为近世曲学三大师。纵观三人的曲学造诣,王国维的曲学研究侧重于戏曲史料钩沉,是曲学史家的巨擘;吴梅的曲学研究已更进一步,史学、教学、创作三结合,本身还是戏曲古本藏书家;而王季烈则另辟一途,尤其注重昆剧的曲谱校订,广泛搜集整理昆剧传本、昆曲古谱与今谱,详加辨析曲史、曲律、声腔的源流衍变,从中修正错讹、梳理集成,将曲学从版本学意义上的史学抽拔出来,成为切实可传承、可操作、可搬演的“活遗产”。加之他本人有一定经济实力与操办能力,倾力组织曲社团体、吸纳曲学名家,经他主持印行的昆剧曲谱,无论规模还是质量,都堪称空前绝后,足可泽被后昆。但后世学者似乎只知王国维、吴梅其名,王季烈的曲学成就之所以隐而不彰,恐怕在很大程度上都与其曾出任伪职的那段履历有关。

  众所周知,逊帝溥仪的伪满洲国,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倒行逆施”的负面作用,已经盖棺定论,这场复辟闹剧终是一场丑剧。那么,王氏参与复辟,且与佟济煦、宝熙、郑泉、林棨、金卓、金贤,胡嗣瑗同列当时“内务大臣”名单,更与郑孝胥、日本关东军官员、日本学者等多有交道,其人其学其生平在伪满覆灭之后,自然再无人会去提及阐扬;他自己晚年也行事低调,并未留下太多生平资料。显然,《螾庐未定稿》,就是研究其作为逊清遗老,参与复辟这段生平历史的核心材料了。

  王氏《螾庐未定稿》两卷,写定于1934年,当时未曾公开刊行,为其金州弟子孙宝田手抄校录后,石印而成数部同,属只在亲友间赠送交流的私印本。此时他虽已辞去伪满职务,但书中多有涉及任职期间“宫内事”,因此不但是研究王氏本人生平的重要资料,亦是间接探研伪满政权的相关史料。

  时年62岁,刚刚向逊帝递交辞呈,诚惶诚恐“乞归”的王季烈,开始闭门著书。他拣选这一时期自以为重要的个人文字,辑为《螾庐未定稿》两卷。是书罗振玉题笺,宝熙作序,足见其在逊清遗老中的“规格”不低;将其与同时期的郑孝胥日记、吴梅日记作一一比照,可以确证的历史信息不少,这已有研究者专文介绍,在此不赘。此书经台湾文海出版社1969年影印之后,也不再是深锁高阁的罕见之孤本,有兴趣的读者尽可以取阅研读。只是笔者新近又发现一部此书原刊本的王氏签赠本,且书中随附手札一通,或可为其生平做一补注。

  此签赠本为王氏赠日本人小平总治之物,随书附手札曰:

  绥方先生阁下:别来三月,思念为劳。许次长来连,悉吾兄围棋清兴不异畴昔,想高怀空旷、宠辱不惊,自非寻常人所能比拟。兹奉上新印拙稿二册,乞赐教正。文不足存,聊见弟之心迹耳。外附致中岛谦皆及石丸武官各一部,乞为转交。又贵师牧野先生,弟素所钦仰,兹亦附上一部,乞转寄为盼。因无缘晤面,故并附以写真一纸,一切费神叨叨。敬请台安。

  弟 王季烈 六月十一日

  签赠题字及手札中都提到的“绥方”先生,小平总治(1876—1935)。据日本《南安昙郡志(第三卷)》记载,小平总治字“绥方”。他毕业于日本善邻书院。自1898年始,进入中国,在广东一带游学考察。义和团运动期间,任陆军省翻译官,正式从事军务情报工作。1914年结交肃亲王善耆(川岛芳子之父,曾主审汪精卫刺杀摄政王案),客寓肃王府十余年,相交甚厚。肃王逝后,为辑《肃忠亲王遗集》,1929年北平刊行。又曾于1931年,与罗振玉等在旅顺新市区肃亲王府院内,营建树立“清故和硕肃忠亲王之碑”。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之后,历任执政府内务官、国立博物物馆主事等职,还被授予过所谓“建国功劳”勋章。他与王季烈,可能共同参与过伪满洲国策立的筹备工作。据郑孝胥日记载,1932年2月24日,郑氏在大连为溥仪拟定《即位宣告文》之后,次日即往访王季烈,同时小平总治亦到访。

  至于手札中还提到的郑次长,则是指时任伪满洲国文教部次长的许汝棻(总长为郑孝胥兼任)。许汝棻(1863-?),江苏丹徒人,字鲁山,号梦虚跛叟。光绪二十四年(1895)登进士,曾任福建财政监理官。1932年,任满洲国国务院文教部次长,1937年辞职。信中还提到的石丸武官,则是溥仪的侍从中将武官、日本人石丸志都磨。此人在伪满的身份极其特殊,其地位相当重要。

  原来,1932年3月9日,溥仪在日本军方的扶植下充任伪满洲国执政后,按照伪满洲国的官制,“执政”下设侍从武官处,武官长由上将或中将充任,侍从武官至少有4人,为中将或少将。侍从武官的职责是:第一,溥仪举行典礼时,如“特派式”“亲任式”“建国节”“万寿节”或接见外国使节,侍从武官要在溥仪的左右两侧站班。第二,溥仪出访或到外地“巡幸”,侍从武官都要随行,日夜不离身边。第三,每年年终,侍从武官都要代表溥仪,携带慰问品,到日本侵略者驻地和伪军队、伪警察驻地慰问,向士兵宣读溥仪的“敕谕”。

  可是,石丸志都磨作为侍从武官是具有其特殊的使命,非同一般的侍从武官。他原是日本陆军退役少将,是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滕信义的亲戚。武滕将石丸安排在溥仪的身边,作为特派“监护人”;并以溥仪的名义,任命石丸为中将侍从武官,有了这样一个头衔,石丸便可名正言顺地监视溥仪。他还时常给溥仪进讲所谓的军事课、时事政治,吹捧日本帝国主义的“赫赫战果”,试图在思想上震慑与把控这位傀儡皇帝。1933年7月武藤死后,石丸在关东军中失去靠山,旋即离职归国;1935年他这个“监护人”的位置,被吉冈安直取代。

  此外,手札中提到的“贵师牧野先生”,即日本著名学者牧野谦次郎(1862—1937)。牧野曾执教于早稻田大学,曾任大东文化学院教头、早稻田大学高等师范部部长。因为其精通汉学,对中国文化研究颇深,曾作为大偎重信、平沼骐一郎等政治家的学术顾问,而受到日本朝野各界的重视。他的《墨子国字解》《庄子国字解》《战国策国字解》,收入早稻田大学出版的《汉籍国字解全书》,也名重一时。

  从王季烈这部签赠本及手札来看,涉及伪满洲国官员及日本学者多位,所蕴含的历史信息是相当丰富的。手札的内容,清晰地反映出一桩80年前的中日“文化交流”轶事,但这却并非普通的、民间的、纯粹的“文化交流”。1934年《螾庐未定稿》完稿付印之际,王氏向远在日本的小平总治赠书,却一并寄了四部过去,“因无缘晤面”,还附带了一张个人照片(照片虽已佚失,但可能与2011年北京雍和嘉诚春拍的那张王氏签赠黑崎先生照片相同)。他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固然是旧日交情、友朋常态使然;另一方面,恐怕还仍有以伪满旧臣之本分,表达人臣“心迹”,来尽可能维系“友邦”情谊之苦心的因素。

  但可以揣测得到,这些王氏仍有所寄望的“友邦人士”,最终都未能对他的这番“心迹”有所回应。小平总治在收到赠书一年后即逝世,牧野谦次郎也于三年后逝世,石丸都志磨在日本军政界也已失势;所有这些王氏赠书者,均再未有涉足伪满军政之可能。

  1934年11月,王季烈的母亲逝世,身心俱疲的王季烈返乡奔丧。至此,他与伪满洲国似再无瓜葛。在苏州、上海等地,与旧友们唱曲欢宴,开始了安享晚年的生涯。《与众曲谱》《正俗曲谱》等,相继在其晚年印行,他的曲学成就也逐渐汇辑为出版物,成为近代昆曲研究史上的标志性著述之一。但清歌小曲也终是要“歌以咏志”,即使在组曲社、会票友、唱折子的闲适生涯中,他仍还时不时的会心怀“故国”,抒发一下遗老心态。他的老友吴梅,就在日记中提到,1935年4月3日,“下午王君九季烈至,谈及满洲国事,不无感喟”。4月6日,王季烈又为死于太平天国战乱的清代画家戴熙画作题词,将这首词出示给吴梅品读。词云:图中觅徧旧巢痕,沧海已扬尘。栩栩漆园身,问津处桃源笑人。故宫离黍,容台茂草,寒尽自生春,静待八风均,且休恨生不逢辰。

  吴梅在日记中评价说:“此词亦过得去,惟尚有遗老气息耳。”(以上均参见:《吴梅全集(日记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的确,题词中的遗老气息浓稠难解,读者一眼便可获知;那一句“且休恨生不逢辰”,恐怕不仅仅是在抒写戴熙的生平遭遇,而更像是王季烈自己在自勉自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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