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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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量三宝鉴藏:铜斛 方升 椭量

时间:2017-6-19 文章来源:西安日报


始皇诏铜斛(闫氏铜斛)

  世代不辍的变法图强,使秦从一个僻处西陲的附庸小国,一路走过“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辉煌,终于在秦王嬴政手中完成了扫六合一统天下之大业。政治体制外的多项改革中,统一度量衡当数上贴国情、下合民意,最为光彩夺目、影响深远的伟大创举了。

  统一度量衡 法纪严明

  秦朝度量衡法制起源于商鞅变法。在铁血改革的孝公鼎力支持下,商鞅先后以左庶长、大良造的显赫身份主持了两度变法,其中力挺度量衡的有“秦田二百四步(方步)为亩”,以增加1.4倍的大亩制授田于民。他还监造了一升铜量,虽系功能单一的量器,铭文却通收兼顾了度具、量器、权累所必须遵循的主要数据,并作为国家标准器颁行各地。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秦王变身秦皇,然积年征伐,国力衰微,民心涣散,百废待兴,急需推出大力度系列新政休养生息、以安天下。于是嬴政连下几道诏书,“车同轨”“行同伦”,统一货币,还创制了小篆、隶书。彼时各地度量衡器型各异、名称繁多、单位混乱、量值不一,进率上更是“各自为战”,致使市场交易、商贸活动无规可依。秦始皇又连出数招,且立竿见影、一劳永逸。

  ——颁发统一度量衡诏书。始皇诏曰“廿六年……皆明壹之(见铜斛拓片释文)”。这40字皇诏以竹简、羊皮书和标准器铭文形式颁至各级政府,并四处刻石宣示天下。

  ——确定统一的度量衡标准。琅琊刻石记:“器械一量,同书文字”。《秦简·工律》又载:“为器同物者,其大小、短长、广亦必等”。《中国古代计量史图鉴》收录的《中国古代度量衡量值表》则显示,秦尺、升、斤分别合23.1厘米、200毫升和253克,允差率亦有精确数据,其中权累为253±2克/斤(亦有250±2克/斤之说)。

  ——制造和颁布度量衡标准器。据《工律》、《仓律》、《效律》记载,并以统一后的诏量、诏权(包括古籍著录和已知实物110例)考,秦标准器皆铭量值、年份、使用地、鉴造机构或官员姓名,同时刻录诏书才能颁行。铜量多呈椭圆形,量值为1/2斗、1/3斗和1/4斗;陶量多系圆形,器口略侈,容半斗和一斗,大型陶量则容一斛,合100升,侧有握把;除容积202.15毫升的长方形“商鞅方升”外,还有下文介绍的正方形“闫氏方升”,实测可盛大米1000克;而古籍多处提到的铜斛,则独有“闫氏铜斛”现身,实测可盛大米23千克。秦权多为馒头、半球和瓜棱几种形制,量值分石(120斤)、均(30斤)、24斤、16斤、9斤、8斤、5斤、1斤和半两;秦权皆作砝码用,提纽居衡杆中间,一端挂权,一端称物,衡平则秤准。

  秦量三宝 斗量人心

  铜斛,秦代,青铜,高25.5厘米、径30.5厘米,壁厚0.8厘米,实测重量17.5千克,可盛大米23千克。上口下底分有一圈4.5和5.5厘米高的凸箍加固,器腹阴刻始皇帝40字诏令(见拓片释文),右起竖排,行8字5,单字1.5×2厘米,书体严谨浑厚,字形婉转飘逸,线条骨力丰沛,篆刻刀口深峻、大气磅礴,笔味、刀味、金石味扑面而来,堪称古铜刻之巅峰之作。背面居中伸出高2.5厘米、边长3.5厘米检封槽。此器为合范浇铸成型,包括检封槽与斛身对接处在内,通体未见一条范线、一只范瘤,足见设计、做工之精良。

始皇诏铜斛铭文

  据检索考证,海内外藏展的中国古铜斛也就寥寥几件,在年代上均晚于闫氏铜斛数百年,而且没有一件铸刻皇诏的高规格斛。闫氏铜斛的现身,一举打破了始皇诏铜斛“史有录载、世无实物”之定论,且在秦代量器、量制、冶铸、造字、书法、镌刻,乃至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皆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堪称一件国宝级文物了。

  释文:“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

始皇诏方升(闫氏方升)

  方升,秦代,青铜,全长24厘米、柄长11.3厘米,中空柄并饰圈箍;正方形升斗,边长12.7厘米、深5.3厘米、壁厚0.4厘米,重2.06千克,可盛大米1000克。右壁篆刻始皇帝40字诏令(见铜斛拓片释文),自底至口竖排四行,单字高1、宽0.8厘米,线条藏头护尾,书体纵豪横健,虽字字可见李斯书法严谨之风,却也不失工师刀笔之灵动雄奇风采与山岳庙堂气象。铸造年代应为先秦或始皇帝临朝时期,刻铭年份应在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09年之间。与之同诏书、同容积的秦方升仅有一件,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升斗则呈长方形。作为唯一面世的正方形始皇诏方升,同时作为大秦国家标准器,此量具有极高的史料补阙价值。

二世诏椭量(闫氏椭量)

  椭量,秦代,青铜,椭圆斗身,全长25厘米、柄长6.5厘米,柄底有1厘米直径圆形检封窝;斗长18.5厘米、深6.5厘米,最宽处13厘米,壁厚0.3厘米;实测重量1.5千克,可盛大米1000克;右壁篆刻秦二世60字诏令(见拓片释文)。同一器型的秦诏椭量,目前国内藏展的也就七八件,而铭二世诏的椭量却仅此一件,因而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文化价值。

  释文:“元年(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制诏丞相斯、去疾,法度量,尽始皇帝为之,皆有刻辞焉。今袭号,而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刻此诏,故刻左,使毋疑。”

二世诏椭量铭文

  后世沿用 影响深远

  秦统度量衡对于巩固封建主义中央集权的意义之大自不待言,对后世历代的影响也极其重大而深远。首先,大汉全面继承和发展了秦制,汉末刘歆《审度·嘉量·衡权》便是佐证,他还将秦斛拦腰隔分,做成上斛下斗,斛体加装双耳,左耳为升,右耳上合下龠,发明了“一器兼五量”的国家标准器——新莽嘉量。其次,尺度上新朝至两晋则在1厘米之差间盘桓了400年,量器上则分毫不差地沿用了七朝800年,衡器量值虽多有起落,但依然新叶老枝、风骨犹存。第三,纵使延至今天已然千变万化、异彩纷呈的度量衡,我们仍可清晰地提纯到大秦度量衡单位、制造、检定和管理模式等无处不在的强大基因,以及其形制、纪年、量值、铭文、鉴造机构等2000年形游神聚的灵魂所在。此外,研究、品鉴林林总总、气象万千的度量衡器及其演进发展史,还让我们参悟到了其自身计量功用以外的深广外延——尺载乾坤、斗量人心、权衡天下……

  最后还须告诉大家,铜斛、方升、椭量在馆长闫国新祖孙几代手上已然传承了百余年,而天下集齐此等“秦量三宝”者,唯陕西度量衡文化博物馆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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