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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鉴赏大家张伯驹

时间:2017-12-11 文章来源:牛城晚报


  张伯驹(1898~1982),字家骐,号丛碧,河南项城人,书画家、收藏鉴赏家,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合称“民国四公子”。

  近年来,中国古代字画的拍卖市场,动辄拍出数千万元的“天价”。在这些传世珍品演绎的荣耀和财富传奇之外,张伯驹的名字似乎显得遥远而落寞。

  有人评价,即使是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故宫博物馆收藏的字画中,无论是艺术价值,还是市场价格,都“罕有能超过1956年张伯驹无偿捐献之物”,“他捐献的任何一件东西,用什么样的形容词来形容它的价值,都不为过。”

  这8件捐献珍品中,包括现今传世墨迹中的“开山鼻祖”、被收藏界尊为“中华第一帖”的王羲之《平复帖》,还有隋代画家展子虔所绘《游春图》,距今1400多年,被公认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幅画作。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时局混乱,许多古董商惟利是图,致使大量国宝流落国外。张伯驹曾以一己之力,尽力阻止。他曾自言,“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卖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

  以《游春图》为例,张伯驹变卖了自己那处占地15亩、原为晚清大太监李莲英住所的豪宅,作价220两黄金,又卖掉妻子首饰,才以240两黄金的价格,从文物贩子手中购回。

  1941年,张伯驹曾遭人绑架,绑匪向张家索要300万伪币,否则撕票。张家并无太多现金,欲卖《平复帖》折现。妻子潘素设法去探望张伯驹,张却偷偷告诉她:“那是我的命,如果卖掉换钱来赎我,我绝不出去。”僵持了8个月,绑匪妥协,将赎金从300万降到40万,张伯驹才得以脱困。

  虽贵为清末高官后代,家产丰厚,但张伯驹生活十分朴素,他不烟不酒,不赌博,也从不西装革履,而是长年一袭长衫,饮食非常随便,一个大葱炒鸡蛋,就认为是“上好的菜肴”。

  但对看中的文物,张伯驹却从不计成本。琉璃厂的字画商人最喜欢和这位“张公子”打交道,因为只要他看中的东西,无论开价多高,都会“不惜重金”。自30岁开始收藏至60岁,经他手蓄藏的书画名迹,见诸其著作《丛碧书画录》者,便有118件。

  在旁人描述的文字中,这个“面庞白皙,身材颀长,举手投足间,不沾一丝一毫的烟火气”的“翩翩佳公子”,似乎“悠然自得地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有时高朋满座,众人谈笑风声,而他觉得话不投机,就坐在一边摸下巴壳,一根一根地拔胡子。

  张伯驹曾是某银行的最大股东。按当时惯例,老板通常自任总经理。张伯驹却觉得谈钱“太俗气”,便挂个虚职,请来3个得力助手,私下里还是唱京戏的搭档。张从不干涉银行业务,助手们有什么事来找他商量,只管“一百个点头即是”。

  在向故宫无偿捐献字画后,中央政府欲奖励张伯驹20万元,被他婉言谢绝。1956年7月,时任文化部部长的沈雁冰,特为张伯驹颁发了一张褒奖令,以褒扬“一个深爱中华文化的人,为保存本民族文化遗产所做的伟大贡献”。

  但张伯驹恐怕怎么也想不到会有这么一天:文革中,红卫兵来抄家,将他收藏的卷轴丢到院子里焚烧,还让张伯驹跪在火边挨烤。张伯驹哀求道:“你们要烧就烧我吧,这可都是咱们国家的宝贝,烧了就再也没有了。”

  张伯驹留给世人的最后背影,见于画家黄永玉的一段日记。1982年初,黄永玉携妻儿在餐厅吃饭,“忽见伯驹先生蹒跚而来,孤寂索漠,坐于小偏桌旁。餐至,红菜汤一盆,面包果酱,小碟黄油两小块,先生缓慢从容,品味红菜汤毕,小心自口袋取出小毛巾一方,将抹上果酱及黄油之4片面包细心裹就,提小包自人丛缓缓隐去……”

  两月后,84岁的张伯驹突患感冒住院,因级别不够,不能住单人病房,与7人共挤一室。待女儿费尽心力,终于拿到调换病房的批令,张伯驹却因感冒转为肺炎,离开人世。

  据传,张伯驹死后,有人跑到医院门口叫骂:“你们知道张伯驹是谁吗?他是国宝!你们说他不够级别住高干病房?呸,我告诉你们——他一个人捐献给国家的东西,足够买下你们这座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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