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篆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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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众说风云的石鼓文身世之谜

时间:2017-10-21 文章来源:中国文物网


博物馆中成列的刻有文字的石鼓

  石鼓文即刻有籀文的鼓形石,因其刻石外形似鼓而得名。内容最早被认为是记叙周宣王出猎的场面,故又称“猎碣”。发现于唐初,共十枚,高约二尺,径约三尺,分别刻有大篆四言诗一首,共十首,计七百一十八字。为我国最古老的石刻。2013年1月1日《国家人文历史》杂志推出“秦石鼓文”是中国九大镇国之宝。石鼓自出土到现藏于故宫博物馆,石鼓历经千百年风雨沧桑,在不断的朝代更替中,辗转多地,也受到了诸多文人墨客的“赏识”,其故事一直被人津津乐道,除此之外,它的身世之谜也是千百年来所争议的……

  对于石鼓刻于秦前还是秦后,考古界暂无定论。因此成为诸多文人学者一直考究的问题。郭沫若鉴定认为应是秦襄公(公元前777-766)时期的作品;刘星、刘牧《石鼓诗文复原译释》研究认为石鼓文产生于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至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焚书令下三十日之内一段时间的可能性较大;众多的说法都有所根据,但却都无法成为定论,对于石鼓刻与什么时候,现有3种大的说法,每个说法下面又有具体时间的系统阐释,或许通过众多说法的对比和考究,会得到一个合理答案吧!

  主周说

  “主周说”起始于唐初,含西周文王说、成王说、宣王说等多种不同的看法。

  1。 西周文王说 北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韦应物以为周文王之鼓,宣王刻诗”,葛立方《韵语阳秋》引韦应物《石鼓歌》:“周文大猎兮岐之阳”等,认为石鼓为西周文王时之遗物。但韦诗原句为“周宣大猎兮岐之阳”,故“文王说”的出现应与上述二人误将韦诗中“周宣”引为“周文”有关。尽管“文王说”立论依据并不充分,但仍有一定市场,明代朱国祚《石鼓歌》中仍有“疑义莫定文成宣”这样的看法。

  2。 西周成王说。持此论者有董逌《广川书跋》、程大昌《雍录》、沈梧《石鼓文定本》等。主要因《左传·昭公四年》记载:“椒举言于楚子曰‘成有岐阳之搜’”,杜预注曰:“成王归自奄,大狩于岐山之阳”,且石鼓出土于陈仓并又有与畋猎有关的诗句,于是便以为石鼓记载的畋猎之事与成王大狩之事相合,从而得此看法。

吴昌硕临写石鼓文

  3。西周宣王说。此说产生于唐初,最早是贞观时书法家吏部尚书苏勖于《记敍》卷首提出:“世咸言笔迹存者,李斯最古,不知史籀之迹,近在关中”。李嗣真于《书后品》中赞同。后经张怀瓘在《书断》中推理,从而得出“石鼓文”为“盖讽宣王畋猎之所作也”之论断。由于籀文已于始皇时焚毁殆尽,秦汉之后很少存留此类文字,加之很多石鼓文字未收入后世之字书,辨认无据,于是“史籀说”便成了定论。韦应物因以“讽”而刻诗不好解释,故在《石鼓歌》中将张怀瓘之“盖讽宣王畋猎”,改为了“大猎刻石表功”。“宣王说”另一立论依据是因石鼓诗文类《诗》之《车攻》、《吉日》等诗篇,而《车攻》、《吉日》乃是赞美宣王的畋猎诗,于是认为石鼓诗文也应出于此时。这种看法与“史籀说”相呼应,造成了巨大声势。“宣王说”影响很广,唐宋学者也多认从之,其后又得清康熙与乾隆皇帝的认同。直至清末民国初,随着“主秦说”逐渐占据上风,“宣王说”方渐渐淡出,但仍未见尾,至今还有部分支持者。

  主秦说

  1。 秦襄公说。杨慎、全祖望等主之。1955年,郭沫若在《石鼓文研究》中对“襄公说”进行了进一步论证,并提出了石鼓“建畤说”的看法。其据《元和郡县志》记载,认为石鼓出土三畤原,故必与三畤之一的建立有关;又据《汧殹》鼓“汧殹沔沔”与《霝雨》鼓“汧殹洎洎”等与汧水有关的诗句,以及《而师》鼓“天子□来,嗣王始□”诗句中出现的“天子”与“嗣王”称谓等,认为“石鼓文”内容与襄公八年护送平王东迁和建畤的史实相合,石鼓应是襄公时代之遗物。之后,张光远在《先秦石鼓存诗考简说》等文中,进一步认为石鼓产生于襄公十年,诗歌作者是太史由。

  2。 秦文公说。清末震钧《石鼓文集注》和《天咫偶闻》中认为石鼓诗文内容与《史记·秦本纪》所记载的“文公三年,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谓之会”等史实相符,而提出此说。其认为:“考《史记·秦记》,文公三年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渭之会,此即所云‘汧殹沔沔’是也。又曰昔周邑我先秦赢于此,后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此即所云‘吾道既平,嘉树则里’,皆言营邑之事也。‘日唯丙申’者所卜得之日也。第一鼓(吾车)皆言猎事,则七百人东猎事有据矣。而且一鼓之中天子与公杂见,岂有宣王猎碣既称天子复称公之理?则天子周王也,公秦文也”。罗振玉、马叙伦、许庄叔、宋鸿文、杨寿祺、尹博灵、李铁华等皆支持此说,只是各自立论的依据并不完全相同,石鼓产生的具体时间也不太一致,刻制的原因也各自有别。

  3。 秦德公说。王国维《观堂集林·别集》等文中认为石鼓文字与秦公簋、虢季子白盘铭文,体势与血脉相承,盖一时所铸。其从文字字体等角度对石鼓文字进行了分析,认为石鼓应作于德公迁雍之后。段扬在《论石鼓乃秦德公时遗物及其他——读郭沫若同志<石鼓文研究>后》一文中认为《作原》鼓内容与德公迁都于雍,整饬三畤原有关,《而师》鼓“天子”与“嗣王”应是指周惠王。戴君仁在《重论石鼓的时代》等文中支持“德公说”,认为石鼓为雍城初建时所刻。

  4。 秦宣公说。主张者有李仲操《石鼓最初所在地及其刻石年代》、胡建人《石鼓和石鼓文考略——兼论郭沫若的襄公八年说》等。李仲操认为“密畤作于秦宣公四年(公元前672年),则石鼓的刻石年代应在这年”,《而师》鼓“天子”当指周惠王,“嗣王”当指王子颓。其说因认为石鼓出土地点与宣公作密畤地点一致,以及“石鼓文”所载的周天子平息内乱的时间与秦宣公四年一致而立论。张启成在《论石鼓文作年及其与诗经之比较》文中对李仲操“宣公说”进行了补充。胡建人也同样认为石鼓为秦宣公陈仓作密畤时所刻。

  5。 秦穆公说。此说为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在《石鼓为秦刻石考》等文中主张,他认为石鼓乃穆公称霸西戎,周天子使召公致贺时所刻。其文列举了秦十二器文字与石鼓文字相对照,再以“殹”字用法为例证,在郑樵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石鼓文”乃为秦文。日本赤冢忠《石鼓文の新研究》从此说。

博物馆中成列的刻有文字的石鼓

  6。 秦景公说 。主张者有王辉《<石鼓文·吴人>集释——兼再论石鼓文的时代》、徐宝贵《石鼓文年代考辨》等。王辉以凤翔秦公大墓考古发现为依据,认为石鼓文与秦公大墓石磬文字风格极相似,应为同一时期所作,而认为石鼓产生于“景公时的可能性极大,厉共公时的可能性极小”。徐宝贵则从“石鼓文”字形以及与《诗经》关系、所反映的史实等出发,认为“石鼓文的诗”为襄公时所作,内容描写的是“秦襄公的一次规模盛大的田猎活动”,而文字则是秦景公时所写所刻,石鼓的“绝对时代当在春秋中晚期之际——秦景公时期”。

  7。 秦哀公说。香港易越石在《石鼓文书法与研究》等文中以为“得新证于石鼓本身《吴人》石”,认为石鼓诗歌内容记载和反映了秦人救楚、秦吴大战的史实,《虞人》鼓“吴人”即是春秋时“吴国人”,而得出了石鼓为哀公三十二年“秦师胜吴人凯旋后之刻石”这一看法。徐畅在《石鼓文刻年新考》文中支持此“凯旋说”。

  8。 秦灵公说。最先主张此说的为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唐兰。其在《石鼓文刻于灵公三年考》等文中,依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的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再因《吕氏春秋·音初》认为的秦穆公时才有诗歌,于是认为石鼓年代不可能早于秦穆公时代。其又通过“朕”与“吾”等人称代词使用的关系,认为秦景公时代的铜器还都用“朕”,秦惠文王时的《诅楚文》却用“吾”,而石鼓用“吾”、“余”、“我”而不用“朕”,进一步推断石鼓产生年代应在景公之后,跟诅楚文时代接近。同时又据文献记载的灵公作吴阳上下畤以祭黄帝、炎帝,于是断定“石鼓文”作于秦灵公时代。苏莹辉、那志良等从之。后唐兰改变了看法,更改为“献公说”。

  9。 秦献公说。唐兰1958年发表《石鼓年代考》时提出此说。他从铭刻、文学史、新语汇、字形、书法、发现地、石次内容、地望等八个方面,详细地论证了石鼓文只能产生于战国时期,并结合文献记载,进一步认为石鼓产生于献公十一年。

  10。 秦惠文王至始皇帝之前说。郑樵《石鼓音序》、罗君惕《秦刻十碣考释》、程质清《石鼓文试读》等支持此说。郑樵以“殹、?”二字见于秦斤、秦权,并通过文字比较和对“天子”、“嗣王”的分析,认为石鼓为秦物,认为石鼓产生在秦惠文王之后始皇帝之前。罗君惕等亦通过文字等比较分析,对始皇“书同文”前后文字进行了比较与量的统计,其认为时代越接近,文字相同者越多,故判断石鼓产生年代在秦惠文王至始皇帝之间。

石鼓文拓片

  11。其它还有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认为石鼓产生于春秋中晚期;裘锡圭《文字学概要》,黄奇逸《石鼓文年代及相关诸问题》,陈昭容《秦公簋的时代问题:兼论石鼓文的相对年代》等认为石鼓产生于春秋战国之间,等等。

  主汉、北魏及宇文周等说

  1。 “汉说”始于清代武亿《金石跋》。其因《銮车》鼓“趍趍?马”句《古文苑》释为“纥纥六马”,而汉代天子有驾六马之制,于是推断石鼓产生于汉代。

  2。“晋说”源于清末王闿运,其在《湘绮楼文集》中认为石鼓是晋代所刻;“北魏说”源于清人俞正燮,其在《答成君瓘书》认为石鼓产生于北魏,姚大荣《石鼓文足证记》从之;“宇文周说”源于《金史·马定国传》,其文称金人马定国认定石鼓为南北朝宇文周所刻,明代顾炎武于《金石文字记》也支持这种说法。

博物馆中成列的刻有文字的石鼓

  通过以上观点的学习,其实我们更多的发现,很多人比较支持刻于春秋战国时的秦国可能性比较大,因为单从字体上就可以看出,石鼓文为大篆,但结字稍偏长,笔画整洁,方圆兼并,与秦统一的小篆有诸多相似,而“主周说”和“主汉、北魏及宇文周等说”明显在此反面是比较牵强的,周朝后期礼崩乐坏,对于刻石鼓的可能是比较小的,况且其文字从象形字转换未成体系,所以可能性较小;而汉魏隶书已成熟,完全没有理由用大篆刻石鼓,所以可能性比较小。但以此并不能完全说明没有可能,到底具体刻于年代,随个考古工作和科技的发展,相信时间会给我们一个准确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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