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動中的美術與美術中的運動
抗美援朝，保家衛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改變了國際社會中的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
家之間的比例關係，由於美國支援的國民黨政權的失敗，也使美國失去了在亞洲的很
大一部分利益，為此在1950年6月25日爆發北韓衝突的第三天，美國總統杜魯門派美國的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翌日，外交部長周恩來發表了《關於反對美國總統杜魯門6月27日聲明和美國武裝侵略我國的聲明》。9月15日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大舉進攻北北韓，繼而把戰火引到了中國邊境，轟炸中國的安東（今丹東）等地。面對"唇亡則齒寒，戶破則堂危"的現實，中國各民主黨派發表了關於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聯合宣言。
中國人民支援北韓人民的抗美戰爭不止是道義上的責任，而且和我國全體人民的切身利害密切地關聯著，是為自衛的必要性所決定的。救鄰即是自救，保衛祖國必須支援北韓人民。①
10月25日，中國人民志願軍雄糾糾，氣昂昂，跨過鴨綠江，開
始了歷時3年的抗美援朝戰爭。②
儘管這場戰爭使毛澤東痛失愛子，也使他領導的軍隊受到了巨大的損失，更因為消耗了100億美元 ③
的戰爭費用而使戰後國家的經濟增加了許多負擔，但是因為"抗美援朝運動"在國內掀起的愛國主義熱潮鞏固了新政權的事實，而戰爭的勝利給予新生的共和國國際地位的提升和國家實力的顯示，都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
就在中國人民志願軍出國作戰的第二天，全國抗美援朝運動的統一領導機關--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委員會（簡稱"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宣告成立。1951年3月14日，該會又發表了關於在全國普遍深
入地開展抗美援朝運動的通告，在這個通告所建議的第5條中，特別指出全國各宣傳教育和文化機構，包括學校、夜校、文化館、圖書館、識字組、讀報組、報社、廣播臺、畫報社、出版社、書店、文學團體、音樂團體、美術團體、戲劇曲藝團體、文藝工作團、電影廠、電影幻燈放映隊、電影院、劇院、娛戲場等，以及全國各公共場所，包括工廠、商店、市集、旅館、車站、列車、交通要道、公園、名勝區、廟會等，均制訂今年內宣傳工作計劃，來配合普及和深入抗美援朝、反對武裝日本、保衛世界
和平運動的需要。④
在"必須使全國每一處每一人都受到抗美援朝的愛國教育" ⑤
這一社會要求下，美術家也積極投入到當時的簽訂愛國公約、捐獻武器、慰問志願軍及其家屬等階段性的活動中，而在每一時期運用自己的特長進行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宣傳則成了當時的日常工作，同時為了反映這一生活的現實，以這一政治運動力題材的美術創作也勃然興起。抗美援朝運動正好推動了美術界開展的新年畫創作運動，以年畫的形式錶現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政治運動，正是一個時代的契機。這一時期正值開展新年畫創作運動，新年畫的代表作有鄧澍的《保衛和平》
（1951年），張碧梧的《養小雞捐飛機》（1952年），伍必端的《中朝部隊並肩作戰打擊美國狼》（1953年），陳白一的《崔瑩會見羅盛教的雙親》（1954）。
其他形式繪畫的代表作有蔣兆和的國畫《把學習的成績告訴志願軍叔叔》（1953年），彥涵的版畫《志願軍和北韓人民在一起》、《剛剛摘下的蘋果》。另外在抗美援朝運動中，還出現了大量的政治諷刺畫和政治宣傳畫，它們"及時地揭發了美國侵略者的陰謀，無情地打擊了美國侵略者的罪惡行為。這些作品其所以成為支援人民志願軍的正義行動和積極力量，就因為它對廣大人民進行了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的教育"。幾年後，當《美術》雜誌編輯部總結這一歷史時指出："美術家在這一次規模宏大的創作實際中不只提高了人民群眾的政治覺悟，推
動了抗美援朝運動，推動了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而且也提高了美術家的思想水準和藝術水準。直到今天，許多抗美援朝歷史階段中出現的美術作品，仍能受到廣大人民的珍視和熱愛，"
⑥
這一時期的創作比較突出的還有志願軍某部美術工作者何孔德、曹振明、張篤周等人的作品，"他們親身體驗了炮火中的生活，熟悉了戰士的形象。由於有了真實的感動而激發高度的政治熱情，因而產生了高度的創作要求"。所以他們的作品"表現了英雄的形象和戰鬥的氣氛"。⑦
何孔德的《二級戰鬥英雄楊國良》以著名的上甘嶺戰役中的真人真事為題材，選取了英雄楊國良奮身躍起用
牙齒咬開導火索，合身保衛陣地的一瞬間的行為，表現了大無畏的英雄氣概。而他和曹振明合作的《坑道十晝夜》則表現了14名志願軍戰士堅守一個坑道10晝夜、其中有四五天滴水未喝這一奇跡。其他還有《七勇士夜襲特岩山》（何孔德）、《偵查員巧計捉俘虜》（何孔德）、《雪山搶救》（何孔德）、《搶救志願軍傷員的韓桂花》(張篤周)，
這些作品不僅以真人真事表現了一個偉大的主題，同時在表現上也以其真實的形象塑造和真實的環境描繪，深化了主題的表現。所以當它們在志願軍某部的慶功大會上和各連隊巡迴展出時，都有著強烈的反響，"大大地鼓舞了戰士們的鬥爭意志，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戰士們都喜歡看這些畫，都被這些畫吸引住了，他們甚至想跑到這些畫上去，希望將來也能夠創造這樣的英雄事跡而把自己畫入畫中"。後來倪貽德在對這批畫所作的評論中也指出："我想，這豈但對於戰士們能起鼓舞和教育作用，對於在一些崗位上的勞動人民，也
同樣能起鼓舞和教育的作用。難道我們不能從這些人物的形象的感染，而把這種忘我的革命英雄主義的精神貫徹到為國家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的一切工作上去麼？"
倪貽德在評論中讚揚了這批作品在技巧上的優點："大膽、活潑、有力，不拘泥于某種固定的形式，隨著對象的不同而變化著描寫的技巧。他們採用了水彩和水粉摻合起來的畫法，以適合於複雜變化的技巧的應用……"同時他也指出了"有些地方顯得粗糙、生硬、鬆散"的缺點。
志願軍某部美術工作者的創作，在現代美術史上有著特殊的意義，它們開啟了軍事題材美術創作的思想和方法，後來他們全力投入到重大的軍事題材的創作，幾乎都沿襲了這樣的創作方法，這可以從《二級戰鬥英雄楊國良》與表現珍寶島戰
役的《生命不息，衝鋒不止》之間的關係中看到這種影響和聯繫。
抗美援朝時期的繪畫不僅在國內配合了政治運動，宣傳了愛國主義，同時也給在異國參戰的志願軍以巨大的鼓舞，如蔣兆和的《把學習的成績告訴志願軍叔叔》，"曾遍懸于前沿坑道、包紮站、前方醫院。它使志願軍在他們出發作戰時、一直身負重傷時感到鼓舞，他們似乎隨時感到了祖國孩子對他們的感謝和懷念之忱"。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