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高興能來參加這個研討會！肖峰先生應該說是我的師叔師伯一輩的人，為什麼要提這個呢？因為在我上大學的時候，我的導師周本義先生就經常提到肖峰先生，並且還舉辦過肖先生的小型作品觀摩，非常幸運的看到過肖老師的作品，包括在蘇聯畫的石膏、人體油畫等。他倆是在列賓美術學院時的同學、好朋友，在《肖峰傳》（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04版）第132頁就寫到“肖峰一家來到了上海，他們在上海戲劇學院的同學周本義的幫助下，借住到‘上戲’招待所的頂樓。”可見他們關係不一般。40多年過去，今天再次看到這些作品十分感動。
首先，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這輩人是怎麼學習的。現在很多學生在考美術學院以前就接受過很長時間的訓練，考進去之後就不怎麼學習了，甚至有人問學習美術有什麼意義。提到意義問題我覺得肖老師那一輩人——不太謙虛地說也包括我們這一代人——在學習時還是非常認真刻苦的，我們覺得考進大學十分不容易，考進之後就應該不斷地努力學習。我記得周本義老師經常跟我們說當時中國選這些人去蘇聯留學要達到很多條件（當然首先是政治條件要好），他們在蘇聯學畫畫的時候經常在自己的畫板上用俄文寫上為祖國而學習。雖然今天看來這樣做有一些教條主義了，但當時他們的確實這樣做的，像肖老師這一輩人，今天我們看到他們留下來的大量作品，沒有刻苦的精神是畫不出來的，這一點在當前青年一代、少年一代的教學中是非常值得提倡也是很有意義的，在這一點上，肖老師這一代人起了很好的楷模作用。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肖老師、宋老師的人生，他們這一代人就像他們自己所說的，他們從烽火童年中走來，一直到老年創作這麼多作品，不管怎麼說我認為他們的創作首先是表達了一種非常深的生活感受，他們這代人所敬仰的、所崇拜的和為之奮鬥的理想，他們表達出來了，他們從戰爭中過來，親歷戰爭，這是很寶貴的人生經歷，他們是非常真誠地畫這一代人的，並非帶有其他目的，是發自內心的那種崇高感的表達，包括畫陳毅、粟裕、胡耀邦。這裡面有一種深情，這種深情是這一代人特有的，是否能表達得好，本身也和自身的理想主義和對生活的態度融合在一起的，這樣一種創作態度、意圖在當前是非常難得的。是非常值得重新去推崇的精神。
第三點是關於文化交流。我們常常談到各個派，不管怎麼樣，蘇派藝術對中國的影響是非常深的，他的積極意義是極大的，消極意義是很小的。也許徐悲鴻那一代他們從法國學習了寫實主義以後，也立足在國內想打開一個局面做出對中國畫的一種貢獻。但是我覺得更重要的是建國以後，我們國家的目的當然不是主要為了藝術發展，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們需要藝術家、需要繪畫比較直接的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甚至在極左的年代是為我們黨的中心任務做一個圖解，在這樣一種背景和要求下，需要繪畫能夠表達人物，這個表達人物恰恰正是我國傳統藝術發展到明清階段最薄弱的部分（我們的中國畫到明清已經不會畫人了，民國也是只有很少的幾個人在畫），在這樣一種條件下，需要美術為政治服務，做好一個圖解的工作，必然需要從創作觀念、表達方式以至技法上、構圖上、造型上等等方面很好的學習“蘇派”，這是一種政治需要。但是從歷史的、客觀的評價來說，它對中國的藝術、對中國文化的交流特別是對整個藝術觀念上的補充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建國以後人物畫包括中國畫的人物畫都有突飛猛進的發展，我覺得這一點是我們不能不很大的一部分歸功於“蘇派”繪畫的。但是又反過來說，我們去學習的這些人，他們在引進蘇聯繪畫精神、技巧的同時，也沒有忘記民族化繪畫的探索，我覺得這一點是非常難能可貴的。我就以肖峰先生的畫為例，他畫《辭江南》（畢業創作）是在蘇聯畫的而不是在國內畫的，不是說我們在六十年代以後我們黨明確提出偏左一點的口號“民族化”時期畫的，是他在蘇聯學習的時候就注重了這個問題，這也看出當時蘇聯的老師是非常了不起的，他們注重讓這些中國學生發揚本民族的精神；作品的色調和造型都本能地體現了民族化的精神。我覺得這一點很不容易。包括羅工柳先生、全山石先生都很重視這個問題，我覺得這種交流既有引進又有民族精神的弘揚，像這一代人能夠兼顧到這樣的問題而且能夠身體力行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在我們這一輩尤其是我們下一輩林林總總那麼多新問題提出來討論、提出來質疑、提出來反思的時候，我覺得我們的老一輩、我們的前輩還有更多的優秀的品質、優秀的精神還沒有被我們認真地接受過來和認真地弘揚的時候，我覺得我們首先還是應該感到慚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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